郭重庆
郭重庆(1933.6～)，出生于甘肃兰州。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设施规划与设计学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加入九三学社。
郭重庆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大家族，幼年时饱尝世态炎凉。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从小就形成独立自强的品格，坚定地走自己路，勤奋追求理想和未来。15岁初中毕业，考入远离兰州城区的西北师范学院附中。附中为抗战时期北师大内迁时建立，师资力量雄厚，生源的录取也很严格，管理则采用大学的管理方式。学校宽松的环境、良好的学习氛围以及倡导自主学习的方式使他受益匪浅。高中毕业后，于1951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六年学习，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终生受益。他体会到，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说，学好哲学课，懂得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建立正确的思维方法尤为必要。
1957年，郭重庆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院，从事工程项目设计与咨询工作。40余年，他担任30多项国家及部重点建设项目总设计师工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部科技进步奖5项、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1项、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银奖3项、机械部优秀设计一等奖3项。1989
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因为他为我国工程技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兼任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工大、合肥工大、山东工大等校教授，并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组分会顾问，河南省科协名誉主席，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副主任。
郭重庆长期从事工程项目设计与咨询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世界银行中国第一个工业项目——上海机床项目总设计师，通过最终产品的合理集中及工艺、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实施了行业的整体改组、改造，提升了整个行业的技术和生产水平，使其成为我国最大的机床企业。90年代，他主持我国工程咨询机构首次独立承担的世界银行沈阳工业改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最早提出将企业制度的改革，生产合理化的改组及生产现代化的改造三结合同步实施的方案，并付诸实施。他担任我国主要大型机床厂和磨料磨具厂的基建、技改项目的总设计师，并组织完成了“扩大我国磨料出口的研究”，为我国跃居世界磨料生产及出口大国发挥了重要的倡导和积极的实践作用。
通过几十年工作实践，他认为做好工程咨询和设计工作，做到以下五个方面十分必要。
首先，要树立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科技成就源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1941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他把科学精神归纳为0：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不畏-，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专横；第三，专心致志，实事求是。他把这0归笼为‘求是’精神。竺先生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所以，‘求是’也就成了浙大的校训。我体会这0归纳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科技界普遍缺欠的东西。科学方法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匮乏的东西。因此，我们中国人要在科技上有所成就，首先得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上取得突破，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人恐怕要付出一两代人的努力来建立这种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得有一个-过程。”
第二，要具备图钉型的知识结构。工程设计与咨询是一门交叉学科，甚至在我国已有的学科分类中，找不到这样一门，但它确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到了须臾不能离的地步。因此，工程设计与咨询人员既要精通一门专业知识，建立专业知识体系，但同时又要求横向扩展，学习相关专业的知识，即所谓T字型的知识结构。近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科的界线愈益变得模糊，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学科的交叉是事物客观内在联系规律的反映，也正说明了知识广度和深度的辩证关系。因此，近来也就层层加码，要求工程咨询人员的知识结构呈‘图钉型’，即在掌握一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全面拓展，形成图钉形。
第三，要具有野狼样的团队精神。工程设计与咨询这个概念的内涵，即实质是‘想办法’。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可能有很多种，多想办法是作好设计与咨询工作的必要条件，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优化)是设计工作的核心，但优化的基础是量化，量化必须建立在信息数据的采集、建模基础上，且量化、优化应贯穿在设计全过程中，后序工种的优化再反馈到前工序，整个设计过程就是一个反复量化、优化并进行修正的过程，多年来设计工作中的弊病是定性，依赖经验的多，经济分析渗透不到技术设计工作中去，为此，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这就是技术人员的纯技术观点，或者说是认识方法上的缺陷，或者说是缺乏团队精神，所以要做好一个工程设计，团队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不要把科学与技术的概念混同。科学是揭示客观规律，认识世界，研究主体是科学家。技术是科学知识(含社会科学)的应用，改造世界，创新的主体是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知识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技术创新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概念，它是从一个技术构想到设计、生产、直至成功的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的技术经济活动，因此，从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看，企业自然而然地充当了技术创新的主体角色。’我国技术创新的重心从科研单位到企业的战略转移也正是适应了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并以此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技术与经济脱节的弊病。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企业很难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创新能力，广大企业技术人员缺乏创新的热情和欲望，因此，解放技术生产力是技术创新工程的首要任务，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希望源泉所在。”
最后，要坚持市场的实现程度是检验技术成果的惟一标准。我国长期技术研究与经济发展脱节，技术工作缺乏商品意识和服务意识，技术研究机构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始终找不准自己的角色，这是当前技术体制上的一大难点。因此，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资金、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尽管科技、劳力、资本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但由于缺乏管理，而造成生产要素的配置失当，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例。因此，管理是生产力，是比科技、劳力、资本更为基础的生产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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